居住在北京的，都是“人肉吸尘器”

德弟

人与车应该是平等的，对话关系。

《座驾car》：你认为，开车是驾驭，还是被驾驭的过程？

梁冬：你这个问题是典型的两元对立。表面上是个普通的问题，实际上却把我推到了一个“陷阱”里——好像驾车就只有“驾驭”和“被驾驭”两种可能性。其实不是的。我觉得人和车之间是对话的过程。如果你善于倾听，每部车都有它自己的性格。比方我最近买下的途锐，性格暴戾。我就要重新习惯和一台暴戾的车和谐共处。车会影响你的个性，就像太太会影响先生的个性。人在车里时，实际是处在一个最公开环境下的私密空间内。所以，人和车就好像在大街上做着某种私密的事。这种关系让驾车人既兴奋，但又同时负有责任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你要和车达成共谋。你要与车对话，要哄着它。我的第一部车，我叫它“大儿子”。我开着它在路上，看到别的豪华车时，我就绝不会说“那台车好漂亮”。我觉得那对我的车是一种伤害，如同伤害我身边的人一样。所以，关于你的问题，我要说的是，人和车是平等的对话关系。你要倾听车的声音，也要把你的声音告诉给它。

《座驾car》：除了驾车，你还会选择哪些出行方式？

梁冬：我梦想着有八抬大轿，也梦想着能走路上班。最理想的状态是，我家住在公园一侧，办公室在公园另一侧。这样每天可以步行穿过公园去上班。或者，骑着自行车出门也是不错的。

我们都是微小的“人肉吸尘器”。

《座驾car》：你在开车时，喜欢同时有哪些其他的享受呢？例如，听听喜欢音乐？

梁冬：无论我开什么车，开车时听什么音乐，在北京驾车都毫无乐趣可言。比方我的车，大马力，每天在路上频繁地刹车，油耗的费用很高。这样开车，不可能有快感可言。其实在杭州开车还是蛮让人愉快的。尤其是桂花香的时候，开车在西湖边上，你会觉得你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某种关联性。为什么我们喜欢大自然，因为在大自然的环境下，你会看到那些你爷爷的爷爷看过的景象。那个景象没有变化。那一刻，时间就被压缩了。驾车就会给我这样的感受，与车一同体验时间和空间的转换。

《座驾car》：驾驶这么大功率的车，是不是有失环保原则？

梁冬：我们生活在北京，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公益性和环保性的事。我们把自己的肺贡献出来，吸收脏的空气，呼出相对干净的二氧化碳。我们都是微小的“人肉吸尘器”，我们都在身体力行着环保的主张。孔子说，学而时习之。这里的“习”就是实践。关于环保不环保，我们不能只有口头禅，而是该付诸行动。有本事你就在北京生活十年看看，那你就在无意中做了十年的环保分子。
“快乐”这个词是堕落的；人生需要“慢乐”。

《座驾car》：从国学的角度出发，你如何看待“半半哲学”？

梁冬：我常跟朋友说，你买了四万块一平米的房子，就不要在这一平方米上摆放任何低于这个价值的东西，否则就是在让你房子里的空间贬值。这恰好是道家最重要的一个观念，《皇帝阴符经》里也有类似的观点。例如我们看到的钥匙，它之所以能发生作用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空间完全与之契合，就在一把锁的锁孔里面。它们一个是有形的“阳”，一个是无形的“阴”。它们合谋成了一体，这才完美。“半”字表达了两重含义：第一，它包含了“有”和“没有”两种状态；第二，它还包含了这两种状态的和谐共生。比如，我们说一杯水，里面就暗含了没有水的空间。全部都是水的话还有意义吗？房子里只有墙壁，没有空间的话，还有意义吗？我们住在空间里，而不是墙上。这个无形的空间，正是靠有形的墙界定出来的。当然有时我们也要用无形的东西来界定有形。所以， “半”字的妙处就在这里。它代表了一种和谐的关系。

《座驾car》：你曾经谈及“止”的意义，它对当今的人车共生的社会有什么用？

梁冬：“止”并非停止，而是节制。人出生之后，终将面临死亡。这个过程能停止吗？我们只求“慢死”，而不能“速死”。反观现在的工业文明，却是只求“速死”。今天有一个新的概念，三个月后又一个新的概念出来颠覆它。整个工业文明都是在以极快的速度去覆盖之前的。甚至一个东西还没有完成它的生命周期，就已经被新事物淹没掉。许多日本、印度的禅师活到一百多岁，他们只是靠打坐，只求“慢死”，而不是靠什么西方式的体育锻炼。“新概念”让我们每个现代社会的人都疲于奔命。我们不该这么焦虑地活着。所有的焦虑都来自于人们“速死”的愿望。我们应该懂得人生的起承转合，每个时期都有它的美好。我隔壁住着一位九十岁的老爷子，每天骑自行车去海边。我问他去干吗，他告诉我“海边有很多七十岁的美女”。这就是生命的价值，生命的节奏，也就是你所说的“止”。我发现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事情都不是追求速度的，而是慢下来的。所以，我想“快乐”这个词是堕落的；人生需要“慢乐”。